丁元英把格律诗音响公司的运作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发烧友层面，一部分是农民的生产。
关于第二部分农民生产部分的管理思路，丁元英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评价：
农户不是铁板一块，没了这个矛盾有那个矛盾，有利益驱动着，让他们自己斗去，用小农意识治小农意识。
从公司运作的角度来说，一直会有一块很高的成本，就是管理成本。
比如，员工偷懒怎么办？产品质量怎么保证？尤其是不能实时监控的时候，这种管理成本非常高。传统的做法，往往是招聘高素质员工（有足够的自驱力），配合对应的企业文化（企业内部环境影响），来解决员工的积极性问题。
丁元英设计的思路，不尝试去用所谓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去管理，而是利用市场化方法来纠正他们，最终用经济杠杆解决质量、成本问题。
为什么这种策略是有效的?
01
劳动分工
丁元英跟韩楚风聊天时，调侃说自己的打法不入流，不是学院派的打法，是野套路。
实际上，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里提出增加财富的重要方法就是进行劳动分工。
生产效率的增进来源于劳动分工。
在《国富论》之前也有很多经济学著作提到了关于劳动分工的问题，但是为什么都没有亚当·斯密的影响力呢？
因为亚当·斯密，敏锐的观察到了劳动分工跟市场的关系。
他在书里，举了缝衣针的案例。在当年缝衣针也算是先进产业。缝衣针的生产环节有18个，原本的生产是每个人各干各的。现在把这18个环节，分开，让每个人专职负责一个环节。这样就变成了一条流水线。最终发现，整个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了上百倍。
然后，他发现，虽然缝衣针的生产效率提升了，但是整个生产的天花板是市场规模。也就是说，一旦缝衣针生产多了，超过了市场的需求，那就只能滞销。从而得出了，市场扩张才会引发分工合作和专业化。
当然，这种观点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常识，但是在当年也是惊人的发现。其最终结论，只有与市场联系起来，才能真正的增加财富。
很多学院派的打法的前提，是基于企业已经到了一定的规模，内部效率大于外部效率的时候，才适合。
什么内部效率大于外部效率？
对于市场来说，看重的是最后的商品。比如，格律诗音响。大家最终还是要看产品、价格等考量因素，不会太关心这个是谁生产的。
就像很多人用的iPhone一样，这个不是苹果公司生产的，而是苹果公司设计的。调动了各个上游的零部件厂家、组装厂家，经过一个复杂的流通协作体系，最终才进入到市场中进行销售。这个过程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黑箱，购买者只能看到的是哪里买，手机质量、体验怎么样。
在一整套的音响生产过程中，哪些环节需要自己做，哪些环节需要依赖于市场中的第三方就是一个权衡的过程。其中一个很重的因素，就是这个部分自己生产是不是效率最大化的？如果不是的话，那不如外包出去，反而得到整体最优结果。
这就是指内部效率与外部效率的权衡，从理性的角度来说，就是尽可能让内部效率大于外部效率。
比如，苹果公司肯定不会自己去做组装工厂，对它来说，这个环节很难产生溢价。同样，苹果还会在产业链上扶持很多公司成长，把一些自己做内部效率低、品牌溢价低的部分，外包给这些公司，从而形成产业链的分工协作，极大的提升了效率。
这也能看到为什么一些巨无霸公司，一会不断兼并其他企业，一会又不断拆分售卖子企业，就是在不断调整效率的过程。
在王庙村目前的水平下，是完全没办法引入现代化的机制，但是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。那就是环节的拆分，利用市场化的力量来提升最终的生产效率。在市场的出口端把控质量即可。
02
市场的传导机制
为什么丁元英采取的这种市场化传导机制是有效的？
这其实就是丁元英设计的思路，在收半成品音响（包装之前的工序）制定好严格的标准，那么整个标准就会在流水线里层层传导，不用控制其加工过程，只控制其输出质量，不达标就拒收。如果谁放低标准，那就谁自己承担损失。
通过这样的方式，大幅度降低了管理成本。
不过这种方式的前提，只有工业化产品才能实现。其必须要求每个环节责权利清晰。对比农产品就会发现，其很难采用这种方法，因为作物的生长是连续性的过程，其结果往往要在采收时才能完全暴露，只能依赖于个体的用心程度，而不能依赖于监督。
总结：
在王庙村的生产机制上，丁元英采取了一种极其市场化机制的管理方法，大幅度降低了可能产生的管理成本问题。
当然这种方法也变相降低了格律诗音响的生产成本，就像丁元英讲的，拼的就是在不是人呆的地方干不是人干的活儿，拼的就是不是人。用这种极端化的生产方法，打造出了极致的性价比。
《国富论》提到了，只有对接市场体系的分工协作，才能真正创造财富，而不是只有分工协作。
组织的边界体系是由内部效率和外部效率的对比体现的，将低效率的部分外包出去。格律诗的生产环节，其实相当于外包，在控制收购价格的同时，也变相的控制了整个生产环节的利润空间。但是这种极致化的定价策略，又是撬动市场，极致性价比的必然。
利用市场化的层层传导机制，在具体层面是用小农意识治小农意识，但是在整个系统层面反而得到了效率的最优解。
节选自李撒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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