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不起，我操纵了你的大脑。

《对不起，我操纵了你的大脑》- 2021.7 - 克里斯托弗·怀利

在一定程度上，人都会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，很难有人是纯粹的理性思考者。在心理学中，这个现象叫作“启动”，先前的信息对你随后的认知，产生了影响，正向的或者负向的。

对文化进行定量分析，对文化进行测量；通过追踪、测量、分析，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否正在改变文化。比如，可以先假定意大利人都比较外向，然后通过网络监控，分析意大利用户的消费习惯、行为模式，这样就能识别出最外向的意大利人，列出来一份外向排名的名单。如果想让他们变得不那么外向，就要追踪他们，向他们传播定向的信息，一点一点地削弱外向人格。要想改变文化，就要找到那些最容易被“启动”的人，然后再逐渐扩散。

家人、朋友、同事，一般只能看到自己生活的某一方面。我们的某些行为会避开他们，不想受到他人关系的控制。电脑在判断人格方面是有一定优势的。做市场营销或者心理评估的，都很依赖把人当成数据来处理。把人当成数据来处理，这个趋势会改变个人隐私的概念。

许多美国人都觉得自己困居柜中。怀利用这个词来描述很多白人男子的感受。这个群体，特别是年纪较大的那部分人，从小就被灌输了一套观念，认为自己天生享有一定的社会特权。过去，他们说话不必节制，可以表现出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和厌女倾向。但社会变化了，在工作场所和女性信口调情，可能会被投诉、失去工作，他们也不能张口就说黑人都如何低劣。这个群体不得不约束自己的语言，不断纠正自己在公众面前的表现。有一些年轻的白人男子还组成了“非自愿独身者社区”，他们找不到高薪工作。对他们来说，受欢迎的男性形象越来越高不可及，要高薪、要身材管理得好、要尊重女性，这让他们内心充满愤怒。

班农掌控剑桥分析之后，他要干的一件事，就是把这些人心中的仇恨和愤怒给勾出来。认为自己享有社会特权的白人男子，总会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程度，所以，要想让他们感受到社交不适，就要向他们传播这样的信息——“想象有一天，你身在美国，但没有一个美国人的名字你念得出来。这个名字的发音难度有多大？你记不记得有人曾因念错了某个种族的名字而受到嘲笑？”剑桥分析要给这些人建立一个信念——种族关系是一场零和博弈，少数族裔拿走的东西越多，你能拿到的就越少。别人要是主张政治正确，你就无法发声。

把政治正确界定为一种身份威胁，就会催发一种“飞去来器效应”，接触到跟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之后，我的偏见和信念反而会加强。比如，一个名人发表了种族主义或厌女言论，就会获得支持者，当媒体抨击这个名人的言论，这些批评会更加坚定支持者的决心，他们把这种批评内化为对自己身份的威胁。

有一个心理学术语叫“公正世界假设”。它是一种认知偏差。一个人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，如果有人发生了不幸，那一定是“事出有因”，因为宇宙是道德平衡的，世界是公正的，随机的不幸事件不会降临到无辜者头上。如果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，那受害者肯定也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。表现出“公正世界假设”偏差的人，更倾向于责怪受害者。他们找理由责怪受害者，能起到心理上的预防作用，帮助他们克服不可控的环境威胁所引发的焦虑。同时，还能安慰他们，让他们觉得自己将会受到公正待遇。

在美国，很多白人比黑人富裕，文化程度比黑人高。相信“公正世界假设”的人认为，造成这种社会和经济差距的原因，要怪黑人自己，后者明明有那么多时间、条件可以迎头赶上，可就是扶不起来。针对这些人，剑桥分析会推送相关的叙事，强化他们的观念。

“黑暗三人格”，其中一个是自恋，极端以自我为中心；另一个是马基雅维利主义，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无情的利己主义；最后一个是情感抽离，不能跟人产生共情。一般来说，“黑暗三人格”都属于对社会适应不良，有这类人格障碍的人更可能作出反社会的行为。

社交媒体极度倚重用户参与度的提升，所以，他们会想办法利用一个人的弱点。最抓人眼球的内容，要么是恐怖的，要么就是让人发怒的。人类要生存下去，对潜在威胁的关注度非常高，这是人的本性，所以，社交媒体特别喜欢激发人的不确定性。吓唬人可以变成一种生意。当然，光吓唬可不够，社交媒体还要给人建立期待，给一些奖励机制，吊起人们的胃口又让其捉摸不定，再给一些肤浅的娱乐。

当人们发怒时，对完整、理性的解释就没有多少需求了。愤怒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态，人一旦愤怒，就想惩罚他人。“迁怒于人”，这是特别常见的心理现象，特别是迁怒于自己群体之外的人。发怒的人会低估不良后果的风险。一个人被激发起怒气，就更容易被操控。技术是中性的，如果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它能帮你达成目标。如果你不知道想要什么，就很容易被技术控制，由它来为你塑造目标。赫拉利给出的建议很简单，那就是认识你自己，不再跟着感觉走，而是了解自己最深层的情绪和欲望、了解自己想要达成的人生目标。跑在网络巨头和算法的前面，先认识自己，保留对自己、对人生的控制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