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投

《风投》- 2020.10.1 - 汤姆·尼古拉斯

风投就是风险投资，也叫VC。这个行业风大浪大，其中不少故事原本只属于这个小圈子，但由于话题性十足，流传度却是很广。比如孙正义6分钟就决定投资阿里巴巴，后来赚了2500多倍；彼得·蒂尔给Facebook投了50万美元，8年后变成差不多11亿美元；阿瑟·洛克给苹果投了约6万美元，3年后上涨到约1400万美元…… 几乎就是1变1万的金钱魔术。风投给了人们一个杠杆支点，可以用一笔资本去撬动看似不可能的财富。

风投，尤其是越早期的风投，大部分投资都可能打了水漂。这是一个极度依赖眼光和判断，一单一单靠“手艺”吃饭的行业，也需要投资人具有强大的定力和忍耐力。从古至今的那些风投家，都是迎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，在一个大概率会赔钱的领域里，挖掘出金矿的。

长尾，对应的是成功率低，但有超额回报的投资收益。风投是一门追求“命中”，基于长尾模型的生意。长尾投资可不是一掷千金的撒钱游戏，而是需要从业者严格自律，审慎地承担“经过计算的风险”。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，才是这个行业的不二心法。

在顶级风投基金投资的创业公司中，62%是亏损的，而5%产生了超过10倍于原始投资的回报。5%，这个数字放到现在中国的投资圈，早期风投的被投企业中，100家里面能跑出5家，上市或并购退出，也已是相当不赖的成绩。没有哪个行业像捕鲸业一样，与风投的投资模式如此接近：负面风险非常高，大量不成功的航行构成了大概率事件。在一些年份，高达2/3的航行一无所获。但人们仍然更愿意记住那些成功的个案：比如，一艘捕鲸船在6个月的航行中就获得3000%的利润。那些成功的航行就像“命中”的投资一样，力挽狂澜，能追平所有产生亏损和回报平庸的投资。

捕鲸业已然呈现出的这种风投行业的本质特征，被称为“长尾模型”。即风投的回报并不像其他行业那样遵循钟形正态分布，而是高度倾斜：极少数优异的投资，创造了总收益中的绝大部分。这些小概率、高回报的事件就是风投所追逐的“长尾的诱惑”。收益与风险对应，高收益回馈了高风险，但同时也说明，在追逐高收益时，如何管理风险就成为这个行业需要追求的另一目标。

正如中世纪的威尼斯，在贸易最为发达的地区，最容易产生现代的商业文明，那就是将专门的财务投资从生意合伙中分离出来，形成契约制度。这也使捕鲸融资突破了家族和人脉的局限，扩展为公平的市场化资金配置。

捕鲸业与风投业的另一个高度相似之处在于“周期性”，即行业会呈现明显的季节性，还会反复出现繁荣期和萧条期。这是由于鲸产品在港口的价格波动，以及海上天气的影响，都会导致捕鲸航行的投资回报极其不稳定。而且更为要命的是捕鲸行业中的认知偏见和“羊群行为”。这和现今股市的追涨杀跌有相通之处。先行者的成功会引发后来者的跟随，甚至是盲从，以至于“几乎无数的船只”在相邻区域追捕鲸鱼。也许，对于一个需要小心地保护自己行业声誉的捕鲸船长来说，与其冒着独自失败的风险，不如与其他船长一起失败。这和现今的基金行业一样，热钱总会在特定的时间集中地涌向特定的领域。这也助推了周期与泡沫的反复出现，像极了后来的风投业。

长尾投资实际上是深层次的文化独特性的体现。首先，风投业的产生需要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，在其中，创业风险、投资风险、财务收益、财富积累等都可以得到接纳。19世纪，年轻的美国是冒险家的乐园。不甘平庸者，踏上创富之旅，以风险为伴，所谓“富贵险中求”。创业和投资往往需要不走寻常路，预示着大概率的失败。“风投不适合那些没有耐心、缺乏勇气的人，也不是为输不起的人准备的……风投要做的，正是与‘想法被证明完全可行之后再投资’完全相反的事情。”

其次，风投作为一个行业，制度化地发展，离不开政策环境的支持。上世纪后半期的美国，立法者通过政策制订，改变对投资收益的征税方式，允许政策资金流入风投行业，完善版权和专利的法律保护，以及促进技术人才跨国的自由流动等等。

此外，风投业的规模化发展一定是与社会中大规模的科技创新相伴随的。纵观美国风投的历史，在这个横贯大洲的辽阔国度上，一波又一波产业的兴起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黄金机遇，捕鲸业、棉纺业、铁路、航空、电气、半导体、生物技术、通信、互联网……风投都参与并分享了这些产业发展的红利。

风投业的出现和发展，背后体现的是制度环境以及市场的开放程度，意味着经济系统可以畅通有效地与现代科技相结合，获得爆发式的和持续增长的可能。这也是今天，在中国的土地上，风投业迅速崛起的背景。反过来看，风险投资也正是现代商业文明的典型代表，它为社会变革安装了资本引擎，在强烈的不确定性中，以制度化的方法支持了冒险和创新。风投之所以能坚持在普遍的失败中谋求极少数的“命中”，是基于长尾的回馈，即小概率事件获得巨大回报的可能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风投深度地参与了社会中艰苦卓绝的伟大创新，也成为探析社会和国家发展历程的一个窗口。